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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

發布時間:2017-06-12點擊數:3226

[來源:云南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楊錫聯

(中共益陽市委黨校,湖南 益陽市 413000)

 要: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堅持依法治理。本文通過對社會治理與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分析,闡明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科學內涵,指出中國社會治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其原因,提出依照法律治理社會問題,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可行性及其重要意義。

關鍵詞:現代化;社會治理;法律

作者簡介:楊錫聯,湖南益陽人,漢族、男、1964年11月出生,中共益陽市委黨校法律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治理、公司治理。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中社會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題中之義。圍繞社會治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堅持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1]為依法推進我國社會治理現代化提供了重要理論支撐。

一、社會治理現代化及面臨的主要問題

1、治理、社會治理與社會治理現代化

成立于1992年的全球治理委員會在其1995年的報告《我們的全球之家》中,將治理定義為: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

學術界對社會治理定義至今沒有形成一致的認識,在政治學者、公共管理學者、哲學學者的不同視野里,有重大的學術分歧,以致形成政治動員論、合作治理論,實用主義治理觀。從公共管理的視角來看:社會治理是指政府、市場、社會組織、公民在形成合作性關系的基礎上,運用法、理、情三種社會控制手段解決社會問題,以達到化解社會矛盾、實現社會公正、激發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目的的一種協調性社會行動。[2]該定義指明了治理的主體、治理主體間平等合作的關系、治理的基本手段或方式、治理的價值取向和工作目標。本文采用這一定義。

社會治理現代化,就是要在社會治理的進程中,加入制度化、科學化、規范化、程序化、精細化等特質,使其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主動的回應經濟社會發展階段中出現的各類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從而化解社會風險、維護社會秩序、促進社會和諧。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科學內涵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內容:

治理主體多元化。以往我國政府傳統的社會管理過度重視政府管理社會或防范管控社會,不利于調動各種社會力量的積極因素實現長期穩定和諧。社會治理現代化要求社會事務的處理通過多元主體的協商協作方式來實現,著力倡導社會自治、參與式治理,激發各類主提參與社會治理的活力,依靠和發動社會組織、公眾、市場力量等來實現對社會事務的合作管理,使社會各類成員在社會治理過程中擁有發言權、影響力和作用力,這是新時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治理方式科學化。提升治理方式的科學化水平,就是要加強系統治理、綜合治理和源頭治理,對“運動式治理”、“行政化治理”等做法進行糾偏,尤其是要避免社會治理中相關各方只有利益的減少而無利益的增加,利益相關者都對社會治理的全過程不滿意的情況。必須落實事前預防、事中疏導和事后依法處理“三部曲”。此外,治理方式科學化水平的提高,要將技術化的手段融入社會治理的全過程,通過實現各部門各領域的互聯互通,提前發現問題、及時處理問題,構建社會治理的綜合管理聯動平臺。還要依法整治,做好信訪工作,以重化解少打擊的觀念來提升治理效率。

治理方式法治化。我國古代早已注意到國家的統治應當通過法律、道德等多種方式實現。如《論語》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 民免而無恥; 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新的歷史時期,要特別強調治理過程的規范性,也就是要以法治化促進規范性,最終實現在法制軌道上的社會良治和社會治理現代化。政府要堅持依法治理、授權治理;以法治思維、法律規范、法治秩序來實現社會治理。社會其他利益主體,要以憲法和法律為根本活動準則,形成遇事找法、辦事依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使社會各類主體在法律規范的框架內運行成為常態。

治理過程協同化。社會協同是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之一,它強調在社會各主體形成共同利益的基礎之上,建立起網絡型交互作用的社會共同治理結構,讓社會成員充分表達、互相參與、協調合作,共同治理社會公共事務,充分發揮社會各主體的功能優勢,建立起多渠道、高效率、規范化的治理體系,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因此,社會協同治理是當代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必要內容。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核心是社會治理方式法治化。

2、社會治理的價值取向

社會治理的價值取向對社會治理體系和能力本身起著調整、規范、引導的作用。社會治理價值取向有失偏頗,是引發種種社會問題的總根源,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并認真加以對待。

( 1) 激發社會自由。“自由”作為人們社會生活的一個理想, 代表著一種最具高度的價值。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追求的根本價值目標。在當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樣性條件下,社會治理既要確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價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據實際情況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特別是要保障憲法確認的個人自由,承認合法合理的個性化追求,讓公民和社會組織充滿生機活力,使社會保持動態平衡穩定狀態。]社會治理現代化, 必將進一步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激發全體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更能為社會發展提供有利條件,更能在競爭中贏得比較優勢,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充分體現出來。

( 2) 實現社會正義。社會治理必須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正義是一個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在中文里,正義即公正、公平、公道,其本質是平等公道。人們普遍認為正義是人類對社會利益、社會關系和社會形態理性化、合理化的應然要求,也是社會的崇高理想和目標, 因而成為社會治理的基本價值。  社會治理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促進形成正義的社會制度,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

( 3) 維護社會秩序。 “秩序”一詞,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認識。從靜態看,秩序是指自然、 社會的事物和人處于其恰當的位置,形成有規則的排列體系。從動態看, 秩序意味著自然、社會運動過程的一致性、 連續性和確定性。社會治理不能實現和保護一定的社會關系的穩定和有條不紊的狀態,就談不上對人的自由、平等權利的維護,談不上公平正義和文明進步,更談不上公共的善和幸福。對秩序的追求,反映著人們對社會生活的“安全”“可預見性”“常規性”和“有組織性”的期待。隨著社會生活、社會關系、社會沖突和矛盾糾紛的日益復雜化,通過社會治理調整、維系社會生活的秩序顯得愈來愈重要。

( 4) 兼顧社會效率。社會治理的效率價值是指社會治理能夠使社會或人們較小的投入獲得較大的產出。社會治理的效率價值可以歸納為兩個方面: 一是國家和社會的公共利益、公民和社會組織的合法權益得到保護,對于侵犯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以及公民與組織的合法權益的行為受到依法懲治,違法行為得到有效控制并日益減少。二是社會治理的社會功能和社會目的有效地實現的程度。在社會治理的社會效率問題上,政府的角色和責任至關重要,政府必須積極培育各類社會組織,轉變職能,簡政放權,提升行為公信力,以公平正義的治理行為創造公平正義的社會局面,以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

3、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面臨的主要問題

總體來看,我國社會大局基本穩定。但也要看到,國際格局復雜多變,國際思潮相互激蕩,意識形態滲透愈演愈烈;同時國內正處于“三期”疊加狀態,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社會深層次矛盾日益凸顯。錯綜復雜的利益沖突、價值沖突和規則沖突,使我國社會呈現種種社會問題。

一是生存壓力普遍存在。生存問題是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最基本的問題,這一點,恩格斯1883年《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一文中已經講得很清楚。社會成員的生存壓力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基本需求壓力,包括就業壓力、教育壓力、住房壓力、養老、醫療等方面的生存壓力,二是公共安全壓力,包括黑惡勢力、社會治安、食品藥品安全、環保安全等方面的帶來的生存壓力。我們把這兩種壓力稱作絕對壓力。這種壓力感的存在,構造出人們對生存狀況的不滿。但是,現實社會生活中存在一種很奇特的現象,有這么一部分人基本需求在大多數人看來已經得到了滿足,也在叫苦不迭,認為這個社會不公平,影響了自己的生存發展,同樣感受到生存有壓力。我們把這種壓力稱作相對壓力,相對壓力的存在推動社會不滿情緒升溫、弱勢心態蔓延,使得整個社會充斥著一種“進步的不滿”。

人性對壓力的緊張和恐懼轉化為對生存抗爭的動力,在法治尚不健全的社會,擺脫生存壓力的動機極可能催生公平、正義、秩序和效率等問題。社會群體生存壓力感的普遍存在是導致所有社會問題的主要動力和基本原因。

二是公平正義多遭詬病。解決好社會公平正義問題是緩解壓力的必然要求,也是社會發展的價值追求。英國社會學專家理查德·威爾金森在其著作《不平等的痛苦》中對比了全世界最富裕的23個國家和美國50個州在人們相互信任、壽命預期、犯罪率等方面大量數據后,提出了一個突破性的觀點,不公平是各種社會問題的根源。]長期以來,由于某些政策失誤及政策執行不公,使得我國出現并積累了大量社會問題,入學不公、就業不公、就醫不公、社會保障不公等隨處可見;由于司法不公引發的社會問題時有發生。社會政策不公還使我國出現特有的“二元結構”現象。因公共資源投入不均等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本地人與外地人不能平等享受所在地公共資源形成的本外“二元結構”,體制內對應于體制外的“二元結構”,主流輿論場對應于網上輿論場的“二元結構”等。“二元結構”嚴重撕裂社會群體,成為引發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阻礙社會融合的重大消極因素。

三是環境污染不容小覷。社會問題的產生離不開內因和外因兩大因素,外部因素主要是環境污染問題,一是自然環境污染,二是社會環境污染。近年來因自然環境污染引發的社會問題持續增多。由于環境污染波及社會人群面廣,往往導致群體性事件。社會環境污染首先是社會價值觀的污染。當前,社會成員受各種各樣的價值觀念的沖擊,容易導致價值體系的紊亂,從而無所適從,誘發出諸多社會問題。首都航空JD5146航班機鬧,一言不合,則大打出手;合肥市琥珀派出所附近一大學生公寓內兩個學生因討論歷史人物而起沖突。看似平常,實則是價值體系紊亂所致。 其次是心里污染,部分社會成員存在“仇富”、“仇官”、“仇警”不健康心態,加上越來越多的人感覺自己在這個社會上“雖然吃得飽,但是吃了虧”,匯成了一種煩躁、反感、怨恨的社會心態,這種日益惡化的社會心態是一片片看不見火苗的“暗火”隨時可能引爆出社會問題。

四是基層社會組織自治軟弱不力。一個良性運轉的社會,其基層社會組織自治功能應該發揮著重要作用,否則,也會產生諸多社會問題。我們國家一直以來比較重視自上而下的社會管理,而基層社會組織自治功能則相對不足。其一,城鄉居民自治制度不完善。隨著城鄉居民自治的實施,國家權力從基層收縮,讓城鄉居民實施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監督。但基層自治組織很不健全,村民(居民)議事、政務公開、財務公開等制度不完善,或形同虛設,基層的監督管理機制運轉不靈,基層自治無序化現象并不少見。其二,基層治理能力不足。基層組織管理人員普遍素質不高,有的不但缺乏維護穩定、帶頭發展的能力,反而制造基層矛盾,甚至成全黑惡勢力趁虛而入的機會。其三,社會組織發展滯后。近年來,我國社會組織雖然不斷發展,逐步成為社會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相比,社會組織卻普遍發展滯后,已有的社會組織尚未發揮應有的作用。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邪教組織“法輪功”、“門徒會”卻屢禁不絕,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潛在因素。

五是社會治安問題多發。一是“兩搶”、“兩盜”等暴力性、侵財性犯罪多發。二是黑惡勢力嚴重影響社會治安穩定。有的利用同鄉、同學、親友、獄友或者有前科劣跡的人員,糾集成伙,橫行鄉里,為非作歹,擾亂社會經濟秩序。其三,網絡犯罪日益猖獗。犯罪分子利用編程、加密、解碼技術或工具,或利用其居于互聯網服務供應商、互聯網信息供應商、應用服務供應商等特殊地位,在因特網上進行網絡病毒傳播、網上盜竊、網上詐騙、網上色情、網上賭博等多種形式犯罪活動。由于犯罪成本低,傳播速度快、范圍廣,互動性強、隱蔽性高,取證困難,嚴重危害社會安全。[3]

面對上述種種社會問題,不少地方積極探索,創新社會管理,但社會矛盾和沖突的數量非但沒有減少,反而不斷增加,給社會管理造成越來越大的壓力。傳統社會管理在實踐中表現出越來越難以適應。

二、傳統社會管理方式的局限性分析

1、傳統社會管理方式的局限性

面對日益多變的社會環境和復雜多變的社會問題,原有的集權化管理、行政化管理、人治化管理、權宜性管理明顯滯后。

集權化管理及其局限性。中國社會管理最為明顯的特點,就是其高度集權的管理傳統。從秦代到明清,專制集權管理前后延續了兩千余年。漫長的中央集權管理在大多數時間里,確實給我國帶來了強大和統一。但集權管理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傷害也是顯而易見的,不通下情、濫用權力、吏治腐敗、罔顧民生,阻礙了社會創新,成為中國社會的玩疾。根深蒂固的集權文化,直到今天依然在發酵。一方面,集權管理幾乎無處不在,管理者習慣于控制一切,而且每當出現社會問題,總是習慣于通過強化控制來解決;另一方面,社會百姓也相應地形成了一種逆來順受的“臣民”文化,習慣于被控制一切,個體的權利意識和公民意識非常淡薄。整個社會對于集權管理的迷信,使得中國社會在集權之外幾乎很少探索其他社會管理體制,也無法弄清自身治亂交替的真正原因。

行政化管理及其局限性。長期以來,我國社會管理按科層制設計,推行自上而下的管理體制,上級行政部門運用行政權力、使用行政手段、行政指示、行政命令、行政措施,實行由上至下的單向管理。以絕對服從為標準,強制下級部門或社會成員執行行政任務,完成行政事項,實現行政目標。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下,行政化管理高效管用,但大多數情況下其消極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下級不分環境、不講實情、不區分一般與特殊、盲目服從,結果是壓下葫蘆浮起瓢,影響社會效率和社會公平,社會問題始終不能得到化解,并可能誘發新的矛盾。

人治化管理及其局限性。人治化管理是指依靠個人意志的作用來管理政權實行政治統治。人治思想源于儒家文化,如孔子認為“為政在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治究竟好還是不好,學術上很難判斷,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人治有其特殊功效。但人治往往呈現隨意性、多變性弊端,容易發生因人而異的不平等,引發社會不穩定。當今社會,科學技術日新月異、信息呈爆炸式增長,外加社會環境錯綜復雜、變化多端,民主與法治浪潮涌動,社會人治化管理捉襟見肘,甚至適得其反。

權宜性管理(或運動式管理)及其局限性。權宜性管理是人們在社會管理中隨機應變的能力和技巧。從管理角度來看,所有非制度化、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因地而異的方法技巧等,都屬于權宜性管理。社會決策者依據社會運行的狀況和存在的問題,相機來一場大的運動,集中時間、人力、物力、財力處置社會問題,排除社會運行隱患,可以取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其高度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也容易使問題擴大化,甚至制造冤假錯案。而且,一旦圖謀不軌的人把握了權宜式管理的規律特點,一段時期后,原有的社會問題又可能死灰復燃,社會問題始終不能得到有效根治。

2、傳統社會管理失效的原因剖析

一是傳統社會管理缺乏保健意識。一些政府部門漠視群眾合法權益,重“平息事端”、輕“社會反響”,重“眼前應對”、輕“長治久安”,重“局部化解”、輕“全局統籌”,沒有做好“社會保健”這篇文章。不少干部對本地區、本部門群眾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知之甚少或不管不問,致使一些本不該發生的問題層出不窮;一些本該在本地區本部門解決的問題難以解決或無法解決;本應該走法律途徑解決的問題卻走信訪渠道解決,一旦問題得到解決,就會進一步弱化政府的威信和社會控制力。種種情形使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越積越多。

二是傳統社會管理“寬嚴失當”。一方面,面對社會矛盾糾紛,有些領導長期忽視、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不惜“以妥協求和諧”、依賴于“花錢買平安”。許多通過正常渠道理性表達的利益訴求往往被一拖再拖甚至是束之高閣,那些通過鬧訪、纏訪來表達的訴求卻不斷受到媒體和各級領導的高度關注,客觀上“激勵”了更多的人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通過暴力來表達和發泄不滿,人為助長社會矛盾。處理問題“失之過寬”,明顯缺乏原則性和規范性,誤導解決問題的導向,催生更多社會問題。另一方面,將群眾的利益訴求與社會穩定對立起來,對農村土地征用、房屋拆遷、物業管理、勞資糾紛等人民內部矛盾處置,往往“失之過嚴”,以“左”的心態對待,上綱上線,將群眾權益或利益矛盾不恰當地將其政治化或意識形態化,上升為危及國家政權和執政黨的政治問題,導致社會不穩定因素增長。

三是以穩定名義壓制正常利益表達。不少地方把許多正常的、與社會穩定沒有多少關系的日常生活矛盾和問題都列為不穩定、不和諧因素,以穩定的名義壓制正常的利益表達。特別是在許多領域使用“一票否決”制。為了免遭一票否決,一些地方政府不斷對維穩、綜治、信訪等機構擴編增制,甚至不惜通過非法攔截上訪、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非法監控正常通信、威脅恫嚇等手段,以“確保一方平安”。雖然事態暫時平息,但隱藏在深處的冤情、怨情卻在升騰,只會產生更多的不穩定。

四是處置社會問題方法簡單粗暴。在面對社會矛盾沖突時,觀察問題不細致、分析情況粗線條,判斷是非隨心意,處理矛盾缺思考。方法簡單粗暴,習慣于“管”“卡”“壓”。有的地方甚至把大批警力推到第一線去“震懾”群眾,有的沒有把握恰當的火候和時機,就動用警察甚至是武警采取強硬措施。簡單粗暴的處置方法不僅無助于矛盾化解,有時反而激化矛盾、擴大事態。

從上述諸種原因,歸根結底是管理當局沒有走出“社會管理”誤區。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秩序、效率,根本的出路是堅持社會治理法治化。

三、依法治理: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法治就是依法治理,是通過對法律規則的設立和執行,將社會中的各種矛盾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內,以維系社會的平衡、穩定和發展。 法治是社會治理諸方法和形式中居于主導地位,運用最普遍、效果最有保證的方法和形式。堅持依法治理社會問題,是由法律的基本特性決定的。

1、 法律的基本特性分析

一是法律具有權威性。法律是由國家制定和認可,其基本內涵在于將法律作為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最高準則,任何人和機構都不得凌駕于法律之上。“法治”與“人治”相對。“人治”是指依人而治,依靠的是掌權者的智慧和權威,強調掌權者的絕對權力。而“法治”是指依法而治,依靠的是法律的理性和權威,強調法律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的至上地位。現代國家普遍承認,法治是優于人治的治理方式。亞里士多德指出:“人治容易偏離公正,再偉大的賢人也難以完全摒除個人好惡,而法治則體現理性精神,更能確保公正;法律由眾人審慎考慮后制定,比一個人或少數人意見具有更多正確性”。[4]故而,“法律是最優良的統治者。”[5]

二是法律具有強制性。法律的強制性由國家的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有組織的國家暴力作保證,由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法律的實施如果沒有國家強制力作后盾,那么法律在許多方面就變得毫無意義,違反法律的行為得不到懲罰,法律所體現的意志也就得不到貫徹和保障。法律是國家創制并以國家強制力保證法律在整個國家范圍內實施。盡管許多社會規范也有強制力,但是其它社會規范的強制力不具有國家性,比如道德規范就不具有國家強制的性能。國家強制力是法律與其它社會規范的重要區別。

三是法律具有公平性。法律對全體社會成員具有普遍約束力 。第一、任何人不論職位高低、功勞大小,都必須嚴格遵守國家法律,依法規范自己的行為。不允許特殊人物存在,即公民平等遵守法律。 第二、任何人不論職位高低、功勞大小,一旦觸犯了國家法律,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不允許任何人超越法律之上。即公民一旦觸犯法律,平等承擔法律責任。

四是法律具有相對穩定性。社會的運行需要有穩定的秩序來保障,而這種秩序的確立又是以法律為依據。相對穩定的秩序需要相對穩定的法律來實現,正如美國著名法學家博登海默所說的:“法律是一種不可朝令夕改的規則體系。一旦法律制度設定了一種權利義務方案,那么,為了自由、安全和預見性,就應該盡可能的避免對該制度進行不斷的修改和破壞。”[6]基于此,社會正常運行,就必須要求法律規范具有一定的穩定性,立法者要保持法律的穩定性就不能使法律規范朝令夕改,否則法律就失去了它應有的功能。同時,法律的穩定性增強了人們對自身行為后果的預判性,能準確預見自身行為需要承擔的法律責任和可能享有的權益,促使人們自覺遵守法律規范的要求。

五是法律具有形式合理性。對形式合理性的分析,源于19世紀德國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組織理論之父”馬克斯.韋伯的研究。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指基于一定的社會公認價值基礎上的人們,共同認可現有政治制度,通過一致認可的方式,遵循一致認可的規則和程序,制定具有一般性和獨立性的法律制度體系的特性。因此,法律具有普遍適用的規則、條款,而且用法律之內的標準來處理案件;同時法律所具有的的一般性、獨立性被社會所承認,能夠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同。因而,人們樂意共同遵循法律。法律的形式合理性為法律對社會群體普遍有效創造了前提。

法律的上述特性,決定了社會生活領域中的生育、教育、就業、分配、醫療、社會保障、養老、民事糾紛、群體沖突、公共安全、環境污染等方面的矛盾和問題都可以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并且保證社會公平正義、社會穩定、平衡、提高社會運行效率。法律所體現出的價值追求,完全契合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的價值取向,故而法治必然是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基本方式。

2、依法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意義

1、有利于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憲法和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憲法和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法律只有樹立起極大的權威,才會為社會成員所尊重、信賴和崇尚,并體現于他們的行為之中,從而實現由“應然”法治到“實然”法治的跨越。堅持社會治理法治化,是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維護憲法、法律權威的必然選擇。在教育、醫療、就業、社會保障、群體矛盾化解、公共安全等關系公共利益方面推進法治化治理,嚴格執法,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權威必將得到有效維護。

2、有利于培養全民法治思維。思維是人們的大腦對客觀事物的本質和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系的規律性作出概括與總結的能動反應,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觀察和社會實踐中逐漸形成的規律性的認識、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方式。社會治理問題涉及群體極其龐大,堅持依法治理社會問題,有利于社會各類群體或個人在面對和處理各種矛盾糾紛中自覺拿起法律武器,遇到問題首先想到法律,分析問題堅決使用法律、解決問題堅信依照法律,同時對違法辦事的各類行為嚴加處置,逐步做到絕大多數社會問題的處理都納入法治軌道。消除“人治”殘余,體現社會公平正義,必將推動廣大群眾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處理社會問題成為新的常態。

3、有利于推進中國法治化進程。窗體頂端

實現社會治理法治化,窗體頂端

3、有利于加快中國社會法治化進程。中國社會法治化涵蓋行政法治化、市場經濟法治化、社會治理法治化等方面。社會治理法治化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在社會領域的具體化,滲透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公平、正義、秩序、效率等人民群眾最關心最敏感的問題。依法治理社會問題,實現社會治理法治化,使各類社會主體在教育、醫療、就業、勞動糾紛、權益維護等方面的法治實踐中,人人都能隨時感受到法律的尊嚴,體驗法治的權威、逐步凝聚法治共識形成廣泛的輿論效應,對推動中國社會法治化具有廣泛的示范和引領作用,有力推進中國社會法治化進程。

4、有利于維護社會長期穩定發展。社會領域存在的問題易發多發,涉及群體眾多,利益訴求千差萬別,處理起來復雜而又緊迫。如果沒有一種能普遍接受,又能體現公平正義、高效率的強有力方式,對社會的穩定運行與發展是極為不利的。法律的權威性、強制性和形式合理性等特性,決定了運用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能克服“集權式管理”、“行政化管理”“人治化管理”、“權宜性管理”、的缺點與不足,促推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長期有序,保持社會運行長期穩定,引領社會活力全面爆發,推動社會長期有序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1]人民日報《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N〕2013年11月16日.

[2] 陳成文、趙杏梓:《社會治理:一個概念的社會學考評及其意義》J〕,湖南師

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14年05期.

[3] 網絡犯罪廣東省社工委辦公室:《廣東省社工委資料匯編》P〕2013年11月.

[4]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171頁.

[5]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171頁.

[6] 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M〕鄧正來姬敬武譯,

    華夏出版社, 1987年版.

 

 

                                                     責任編輯:馬弋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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