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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依法治國背景下愛國行為的教育與引導

發布時間:2017-11-17點擊數:3525

[來源:云南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萬傳華

 

           (廣東工程職業技術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廣東 廣州 510520)

 

 要:愛國行為既是理性愛國的主要體現,又是理性愛國教育與引導的基本著眼點。理性愛國應包含理智愛國和熱情愛國兩個不可分開的方面。對個人而言,道德要求激發愛國熱情,是愛國行為的驅動力和更高要求;法律規范引導理智愛國,是愛國行為的界限標準。愛國主義的道德要求與法律規范成為約束愛國行為的兩面維度,撐起理智與熱情并存的愛國大旗。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背景下,青年愛國行為的教育與引導既要符合道德與法律的基本要求,又應遵循它們各自的內在邏輯。

 

關鍵詞:法治社會;依法愛國;以德愛國;德法一體

基金項目:此文是廣東省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2014年度研究項目(德育專項)課題“高職學生政治認同困境的破解(2014JKDYY49)”的階段研究成果。曾榮獲教育部全國高校“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教學研究百題(第二期)征文二等獎。

作者簡介:萬傳華,男,廣東工程職業技術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兼學院法治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法學碩士,執業律師,心理咨詢師,研究方向為法律教育與愛國主義教育。

 

黨的十八大從國家、社會、公民三個層面提出了24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中愛國是公民個人層面的首位價值準則。事實上,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上,愛國主義已滲透國人的血脈,成為國民普遍認同的、可用生命捍衛的道德義務。在中華文化中,愛國主義已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且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基因,諸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崇高境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擔當意識,“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獻身精神,等等。從古至今,愛國主義已成為衡量國民特別青年人的素質的基本要求。但今天的愛國主義必須適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繁榮與發展的核心利益,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目的。因此,與歷史上的愛國主義相比,今天的愛國在背景、主題、內容、形式等方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重啟的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到1999年依法治國憲法原則的確立,到2011年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再到十八大及三中、四中全會開啟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的偉大目標,標志著我國進入了新的時代。在全民都應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的背景下[1],公民的愛國行為同樣應遵循法治的軌道——遵守通過民主程序制定的反應人民意志的法律。這種在法律框架下、在道德自律內表達的愛國行為就是理性愛國,已成為現代國家愛國主義教育與引導的基調。在當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的背景下,探索青年愛國行為的教育與引導規律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理智與熱情:理性愛國教育兩個不可分開的方面

愛國主義是歷史的、具體的,不同的歷史條件和文化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內涵和特征。愛國主義教育與不同時代愛國主義的特征相一致,呈現出不同的主題、內容和表現形式。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以激情愛國為主題的表現形式如馳聘沙場、捐軀國難、視死如歸、舍小家上前線、拋頭顱灑熱血等報國行為已滲透到國民的血液并被社會大為頌揚。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的成立,這種舍身救亡的愛國形式曾發展為時代的潮流和主題。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愛國主義的背景與主題、內容與形式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愛國主義教育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和“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決定了新時期愛國主義教育的背景。“中國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熱愛祖國、貢獻全部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為最大光榮,以損害社會主義祖國利益、尊嚴和榮譽為最大恥辱。”[2]這是鄧小平對我國現階段以“建設主題”取代“階級斗爭主題”的愛國方式的定性,也是理性愛國的精辟概括。30多年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成就向全世界證實了中國人民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這種社會繁榮發展與祖國團結統一仍將是當代中國的核心利益。為了保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繼續繁榮與發展,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關于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重啟到黨的十五大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確立,從十六大提出“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的提出到十七大強調要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從十八大提出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的基本方式到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開啟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的偉大目標,我國已進入依靠規則統治的法治時代。愛國行為同樣不能脫離法治的軌道,它不僅受道德規范的約束,還要受法律規范的限制。這種符合道德和法律兩大社會規范要求的愛國行為就是理性愛國。在當今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下,理性愛國要求已成為世界許多國家愛國主義教育的基調。

理性愛國教育應包含理智與熱情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愛國既需要理智,又需要熱情。缺乏熱情的愛國會失去活力,偏離理智的愛國會迷失方向。理智與熱情并存彰顯愛國主義具有文明而不粗俗、開放而包容、圣潔而崇高的特性。真正的愛國者既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又不是盲目排外者。“戰爭年代,愛國的邏輯比較簡單,就是拿起武器、消滅敵人、保衛國家;和平年代,特別是今天的全球化時代,愛國問題變得錯綜復雜,需要考慮多種因素,必須學會理性思維,掌握科學方法,用責任和奮斗建構愛國邏輯。”[3]然而,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當前的理性愛國教育凸顯出把理智愛國與熱情愛國割裂開來或偏頗一方的現象,甚至把理性愛國誤解為被動地愛國。從行為方式上看,愛國行為有兩種:一種是為國家創造財富的積極愛國,一種是為國家節省財富的消極愛國。從情感狀態上看,兩種方式的愛國行為都需要理智與熱情,因為不論是積極愛國還是消極愛國遵循一定的規制、投入一定的感情才能完成。前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說過:熱愛祖國,這是一種最純潔、最敏銳、最高尚、最強烈、最溫柔、最有情、最溫存、最嚴酷的感情。一個真正熱愛祖國的人,在各個方面都是一個真正的人。蘇霍姆林斯基“八種之最的感情”描繪了情與理并存的愛國狀態:從“最純潔、最高尚、最溫柔、最溫情”中流露出理智之情;從“最敏銳、最強烈、最有情、最嚴酷”反映出情感激烈之度。同時,“一個真正熱愛祖國的人在各個方面都是一個真正的人”也折射出愛國品質的理智而文明、開放而包容、圣潔而崇高的屬性。也即是說,“高級的、堅定的、成熟的、純真的、執著的情感是理性愛國主義的特征,是情與理的統一體,是對狹隘的、非理性的愛國主義的超越”。[4]因此,熱情而富于理智的愛國是青年理性愛國教育不可分開的兩個方面。

二、依法愛國:愛國行為的界限標準

理性愛國主要體現在人們的愛國行為上。根據《現代漢語詞典》把“理性”解釋為“ 從理智上控制行為的能力”可以看出理性的效果主要體現在個人的外在行為。[5]愛國行為不僅是愛國主義的落腳點,而且是理性愛國的客觀表現。江澤民曾經指出“繼承和發揚愛國主義精神要體現在實際行動中”。[6]俄羅斯總統普京認為:“愛國不只是好聽的話,最重要的是行動”。[7]愛國行為是愛國主義的外在表現和最高形式,是推動國家進步與發展的巨大力量,同時也是促進個人完善的手段。[8]愛國行為的外在直觀性和易于評判性決定其成為理性愛國的評價的主要標準。“理性乃是社會化和尊重他人行為的源泉。理性之聲告訴我們,為使我們自己的需要適應他人的需要、為使公共生活具有意義,對個人行為施以一定的道德限制和法律約束是必要的”。[9]在法律的框架下,在道德的范疇內,以國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為著眼點,合法有序的表達自己的行為,就是理性。[10]理性愛國要求人們在道德和法律的范圍內表達自己的愛國情感和愛國行為。不論怎樣表達自己的愛國訴求,既不能違背社會道德,也不能超越法律界限。因此,道德和法律是約束愛國行為的兩條界限,是理性愛國的行為導向。

愛國行為受到道德與法律的雙維約束。愛國行為的理性程度受到道德與法律的內在邏輯規則及其相互關系的影響。作為調控人類行為的兩大體系,法律與道德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但有不同的運行規則。第一,表現形式不同。法是以國家意志形式出現,道德以社會意志形式表現;第二,違反的后果不同。法是依靠國家強制力作保障即“他律”起作用,道德是依靠內心信念、社會輿論即“自律”起作用。第三,調整人們行為的方式不同。法律通過權利與義務兩方面,且以權利為本位;道德通過義務單方面,且以義務為本位。第四,調整的對象不同。法律僅調整人的外部行為,道德同時要求人的外部行為與內在動機相一致。[11]一方面,由于道德評價有限性、包容性和模糊性,法律約束具有規范性、明確性、公開性、公正性、穩定性、易操作性等特征;另一方面,法律是道德的底線,道德是高標準的法律。因此,用法律作為愛國行為的界限成為理性愛國必然選擇。也即是說,法律評價理應成為理性愛國的重要標準。因為道德義務驅動的愛國行為的理性程度最終取決于個體的自我抉擇,理性的底線標準看其是否觸犯了法律。不同的人根據自己的道德理想和自身條件自覺、自愿地選擇自己的愛國行為,其表現出來愛國的內容、形式、程度、涉及生活的范圍也各不相同,如科學家的知識報國與普通老百姓的勤勞愛國表現出不同的形式與標準。任何愛國行為,無論是道德義務還是法律要求,抑或兩者的共同驅動,只要不逾越法律的底線就是理性。

三、以德愛國:愛國行為的驅動力和更高要求

愛國熱情是一種巨大的社會力量,但熱情與理智并不矛盾。愛國主義需要熱情,更需要理智。熱情與理智并存的愛國是理性愛國應有之義。道德要求激發愛國熱情,是愛國行為的驅動力,因為道德規范不僅關注價值、理想、人的生命的意義等目標價值,而且是全社會的道德契約形成強大的道德強制力內化為個體自律性的行為的過程。[12]由道德價值目標促發的愛國行為是主體的道德愿望、信念、原則、意志等的內化為個人自覺、自愿、自擇的行為。這種自律性的愛國行為源于驅動于人們心中堅定的道德義務,是人格自我發展和自我完善精神需求。與法律義務驅動的愛國行為相比,其是一種更高的自我要求。作為個體愛國行為驅動力的愛國道德義務已滲入每個人的血脈,形成獨特的民族文化基因,甚至成為國民的本能。對于我們中國人來說,愛國主義主要源自于對偉大祖國秀美山川的熱愛,源自于五十六個民族組成的同胞之情,源自于對偉大祖國五千年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認同,源自于對現代中國發展成就的自豪。[13]一般地,只有這種內化為個體精神動力的愛國主義才能表現出更堅定的愛國意志,做出動機與效果一致的愛國行為,提出更高、更嚴的愛國行為要求。相反,法律規范只能作為愛國行為的界限標準,因為法律只關注人的行為,且違法行為不符合行為與動機相一致的愛國行為要求。

在法治的原則下,“道德維度關注的是人的價值精神層面,尋求人的存在意義、生命價值與內心意志自由,法律的維度關注的是人的行為層面, 尋求人的行為自由”。[14]由于道德既關注人的內心動機又關注人的外在行為,道德要求應是個體愛國行為的源動力和更高標準;由于法律只關涉人的外在行為,法律規范應成為愛國行為的界限標準。在道德源動力的驅動下,每個人都會根據自己的主觀目的和客觀條件追求自己心中的愛國方式和行為。愛國行為是指人們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報效祖國,踐履自己的愛國情感、愛國思想、愛國意志和愛國報復,盡心盡力地為祖國的繁榮和統一多做貢獻。愛國行為既是動機與效果相統一的道德行為,又是權利與義務相平衡的政治行為;它既包括在特定的時期或場合下為了捍衛國家的尊嚴和統一、維護國家的利益、保障國家的安全而不惜犧牲自己的利益以致生命的特殊行為,也包括在和平建設時期為了國家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等國家目標的實現而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本質工作中去的一般行為。[15]對于忠實的愛國者而言,其愛國行為最終是受其內心道德力量的驅動且動機與效果相統一的高標準行為。一般地,這種個人按照道德義務踐履的愛國行為比法律要求的行為要求范圍更廣、標準更高、行為更堅定。但是,因個體的道德水準不同,自身的客觀條件也不同,每個人對自己的愛國要求不同。

四、德法一體:愛國行為教育與引導的規律

道德要求與法律規范成為約束愛國行為的兩面維度,撐起理智與熱情并存的愛國大旗。愛國行為只有符合道德與法律的雙維要求才能收到理性愛國的教育實效。在法律框架內,每個人會根據自身的條件踐履不同的愛國行為,尋找并盡量提高自己的愛國行為標準,但不能超越法律的底線。在現代社會,普通民眾直接參與諸如保衛祖國戰爭、國難救助、國家大事等直接體現為國效力的愛國壯舉的機會并不多。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把愛國熱情轉化為工作和學習的動力,維護祖國的尊嚴和榮譽,把自己的國家建設得更加美好是一種理性而有效的愛國主義方式。這種把愛國主義精神寓于日常生活中,在日常生活中以實際行動報效祖國的愛國主義方式,就是愛國主義日常化。[16]也即是說,和平時代的理性愛國反應在每個公民履行公民責任的要求,反映在個體的日常行為中。2013年國慶周,央視全民采訪愛國讓你想起了什么,小學生心目中的愛國行為就是“讓座”和“扶老奶奶過街”,瓜農認為愛國行為就是“賣瓜不摻假”,菜販說“愛國就是好好拉菜讓人民吃上放心菜”,等等。[17]這些普通的個體把熱愛祖國作為他們日常行為的動機之一,認為自己日常行為就是愛國行為。他們這種是以自己的道德要求激發愛國熱情,驅動愛國行為,并不斷地完善自我人格。事實上,如果把熱愛祖國作為自己行為的一層動機或動機之一,任何個體的日常行為就是愛國行為。因此,今天我們要堅持愛國主義日常化,與時俱進地把握愛國主義的內涵,開放包容地看待各種愛國主義現象,理性謹慎地選擇自己的愛國行為。[18]但是,法律來源于道德,道德是法律的生命與靈魂。二者相互聯系,相互促進。二戰后,納粹戰犯稱他們在履行愛國的法律義務的理由時被法官以“惡法非法”的原則否定,因為這些法律義務違反基本道德原則的。[19]因此,人們從道德義務中感悟愛國的崇高和神圣、選擇自己的愛國行為,從良法中把握愛國行為的界限。

而道德和法律一體化的理性愛國教育與引導有明確的界限,因為規范人類世界的兩個維度各有其不同的內在邏輯。道德要求既約束人的行為又約束其動機,而法律規范只與人的行為有關;道德調整范圍廣泛,主要靠“自律”起作用,而法律調整范圍小,主要依靠“他律”起作用。在現實生活中,一些青年人常常無視法律的情形下高舉道德的鞭子或者直接用道德要求代替法律標準來評價人們愛國行為,以至于走到了法治的反面。當網友在互罵去外國購物者是“不愛國”甚至扣上“賣國”的帽子時[20],當一些人熱炒港商李嘉誠“撤資不愛國”的呼聲起來時,[21]當大學生誤把漢服當作和服逼迫女孩當街脫衣事件;[22]等等。這些用“自己的愛國標準” 去評判別人的行為是否愛國是武斷的、危險的。其實質是用自己的道德標準去要求別人的愛國行為,違反了道德自律原則,成了侵犯他人權利的違法行為。人人都要自己的愛國訴求, 只是表達的方式不同而己。在突破法律底線的情況下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的愛國行為。在當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背景下,人們應把愛國作為個人日常行為的動機或動機之一,把愛國情感與公民責任意識相結合并內化為公民素質,才能形成“理智而富有熱情、堅定而持久、并在法律的幫助下成長的愛國心”。[2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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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盧靜. 赴日旅游購物該不該被扣上不愛國的帽子?[EB /OL]. http://report.hebei.com.cn/system/2015/10/03/016277719.shtml.

[21]李嘉誠首次回應“撤資不愛國”質疑:不寒而栗[EB /OL]. http://business.sohu.com/20150930/n422402981.shtml.

[22] 鳳凰衛視.憤青誤把漢服當和服,女孩當街被逼脫衣[EB/OL]. http://phtv.ifeng.com/program/qqsrx/detail_2012_06/23/15507224_0.shtml, 2012-06-23/2015-02-16.

[23][法]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中譯本)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8 年版,第 268-271 頁。

               

                                                          責任編輯:馬弋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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